把锯子在工作,某种东西用一种音调发出嗡嗡声,另外一种东西在打气,而且打得越来越慢,然后又重新加快速度,指示更简短,心跳的声音,心跳的声音没有这种事。连低声的轻音乐也没有,用干巴巴的声响充斥这个“停尸房”解剖餐具在主菜上面发出轻微的格格声。所有的餐桌上都扩散着均匀的谈话声;撇开锦缎桌布不谈,这些桌子可都是地地道道的,是可以转动的手术台,是稍带长形、可以调节的手术台,它们肯定不会受到发出强光的手术灯照耀,而是受到讨人喜欢的旧式的、肯定是毕德迈耶尔式的灯罩保护,笼罩在温暖、亲切的灯光之中。再说,这些顾客也并非身穿便服的医生,恰恰相反,像萨瓦茨基一家子和马特恩,商人及其朋友们,偶尔也有州议会议员,有时候还有外国人——人们要给这些人献上某种特别的东西——很少有成双成对的青年人,不过,来这儿的顾客却全都是想使自己在夜晚体验到某种东西的人。因为“停尸房”——开始时叫做陈列室——并不那么便宜,更何况还充满诱惑哩。所以,酒吧里绝没有那些随处可见的、提高消费量的姑娘,没有从事精心策划的罪恶勾当的陪酒女招待,或者禁忌之事。穿着端庄的年轻人,一句话,就是这些有才能的助理医师准备边喝一小杯香槟酒,边作出虽然不是最后的诊断,但却是用使人大长见识而且还通俗易懂的方式谈出一些不该谈的话来。第一次在这儿,在离特别仁慈的家庭医生不远的地方,直言不讳地对某个顾客讲,讲他的病情如何如何——按照我们的说法,这就叫做动脉硬化症。沉积的脂肪类物质,比方说胆固醇使血管硬化。“停尸房”餐馆那个从事心脏研究的职员亲切友好但是又不带众所周知的酒吧对话那种亲切劲儿,促使人们注意到始未料及的后果,注意到心肌梗塞和中风。说完后,他便对坐在斜对面喝冷饮的那位同事挥手示意。此人是一个脂肪转化领域的专家,一个生物化学家,他在给顾客——人们仍在喝香按酒——讲述动物脂肪和植物脂肪:“因此,你们尽可以放心,在我们店里只会消耗脂肪,而脂肪里面的酸就是胆固醇沉积而成的。牛脑涂烤面包片用纯玉米油配制而成。此外,我们还使用向日葵油。你们会感到奇怪的是甚至还使用鲸鱼油,不过,从不使用乳脂或者黄油。”
前段时间不得不抱怨有肾结石的马特恩,接受萨瓦茨基家这两个人、尤其是接受英格-萨瓦茨基的劝告,在酒吧里,在英格所说的那样一个“陪酒大夫”身边坐了下来。既然马特恩不敢横穿餐馆,萨瓦茨基就招手把一个自称泌尿科大夫的先生叫到餐桌边来。“肾结石”这个小词刚一出口,那位年轻人马上就坚决要求,为马特恩叫两份榨柠檬汁:“您瞧,只要经过一些麻烦的治疗,就能排出小结石,人们直到现在都是乐呵呵的。可我们的柠檬疗法更有效,总而言之,花钱不太多。我们溶解结石,当然只是所谓的尿酸盐结石,而且非常简单。在通常情况下,两个月后我们顾客的尿液检查结果就正常了。不过,前提是要禁酒,可不是嘛!”
马特恩把刚端起的啤酒又放了下来。那个泌尿科大夫——人们听说他在柏林和维也纳的权威们那儿学习过——不想再烦扰他,便告辞道:“当然,对草酸盐结石——您瞧它们在那儿,在左边的第二个陈列柜里——我们仍然无能为力。不过我们的柠檬疗法——也许我可以把这份说明书放在这儿吧——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希罗多德已经报道过巴比伦人治疗肾结石的柠檬疗法;尽管他谈到一些结石的检验结果,说有小孩脑袋大小,我们却必须考虑到,希罗多德有时候喜欢言过其实。”
马特恩喝他的双份柠檬感到困难。萨瓦茨基一家子在善意地取笑。人们在翻阅“停尸房”餐馆的说明书。上面全是胸廓疾病和甲状腺疾病专家。有一个神经病学专家。某个专门研究前列腺病例的。普鲁托静悄悄地呆在手术台下。萨瓦茨基同一个他认识的收音机经销商打招呼,陪着那个人到那边去。酒吧里很热闹。陪酒大夫们毫不吝惜自己的知识。小牛胫骨非常好。现在怎么办呢?要干酪还是甜食?用不着叫侍者,侍者就来了。
就是说这些侍者,他们全都是货真价实的。他们身穿稍微显露出一点点医院痕迹的白色亚麻布高领衣服,此外,还戴着白色外科医生帽子,嘴上和鼻子上戴着白口罩。这个口罩使他们变得隐姓埋名,不怕病菌,一声不吭。当然,他们端着托盘,托盘上有牛脯和酥饼面团猪里脊,不过,他们不是光着手指端托盘,而是很内行地戴着橡皮手套做。这样做太过分了。英格-萨瓦茨基并不感到过分,而马特恩却感到手套太过分了:“这个玩笑该结束了。不过,这倒是又一个典型: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总想召魔驱鬼。这里还有一个诚实的掮客,不过诙谐不足,惬意有余。另外,他们永远也不会从自己的故事中学到什么。他们往往指的都是别人。他们无论如何都喜欢乡村里的教堂,从不反对四翼风车。只要他们的舌头发出声音,所有的人都会声到病除。他们是区区草民的所罗门。他们跨过尸体,走向鸟国。他们总是选错了职业。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一切人类成兄弟,都想拥抱万千草民。他们夜里悄悄地带着他们那些绝对的东西1走来。每种变化都使他们惊恐万分。每种幸运都与他们无缘。每种自由都在太高太高的高山上。这里无论如何是一种地理学的概念。挤进难以忍受的、极其可怕的狭小范围内。革命往往只是在音乐中,从来不说自己人的坏话。当这是法国人的炮兵部队时,他们可是最优秀的步兵。他们是许多伟大的作曲家和发明家。就是说因为哥白尼不是波兰人,而是就连马克思都自以为是可是一切事情往往都得弄个水落石出。就譬如这些橡皮手套吧。它们当然有其含义。我倒想知道老板是怎么想的。就假定他是一个老板吧。因为现在这里的意大利和希腊顾客、西班牙和匈牙利饭店都从地里钻了出来。在每一家下等酒吧间,谁都会想出一些别出心裁的东西来。洋葱地下室里的切洋葱,格拉贝室内的笑气——在这儿是这个侍者的橡皮手套。你肯定认识这个家伙!这就是他。只要他取掉面部的白布片,那就一目了然。他叫,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快翻翻书,那些名字,那些名字刻在心脏、脾脏和”马特恩来这里,是要同黑狗一道进行审判——
1此处影射康德的“绝对命令”
可是,侍者外科大夫并不把那块布从鼻子上和嘴巴上取下来。他无名无姓,带着谨填、低垂的目光,把可以解剖的小牛胫骨残留物从铺着锦缎的手术台上撤走。他还会回来,用同样的橡皮手套端上餐后小吃。这当儿,人们可以把手伸进肾脏形小碗内,啃山药。他们的记性肯定都很好。马特恩有时间咬着弯曲的小根。也就是说,情况就是如此。如果不是当时那个猪猡的话,那你就得把你的所作所为都归咎于另外一些人了。我还会同他算老账的。这就是——我就开诚布公地说吧——第四号,当时我们九个人翻过院墙从森林里走出来。我给他指点。萨瓦茨基是不是一点儿都没觉察到呢?要不,他心里明白,可是一声不吭。我可是同这个人单独在一起。这儿,那些戴着橡皮手套的人走了过来,他们脸上都罩着白布。要是他还像往罗,或者像我们当时那样,蒙块黑布的话,那就成一块幕布了。我们用剪刀把它剪成九块三角形布片,一块给维利-埃格尔斯,一块给奥托-瓦恩克,一块再加上一块给杜莱克兄弟,一块给保罗-霍佩,一块给另外一个人,沃尔施莱格尔一块,一块给萨瓦茨基,他要么虚情假意地坐在那儿,要么确实什么也没有觉察到。第九块是给这儿这个人的,你等着瞧。就这样,我们翻过篱笆,进入斯特芬路别墅区。从好多个狗年月起,每天每日都翻越同一个篱笆。蒙住九块黑布翻越篱笆。可是,他们蒙得同这儿这个人不一样。一直蒙到眼睛,眼睛那儿有裂缝,可以观察。而这儿这个人,你倒是认得出这双眼睛。白雪厚厚地覆盖着。此人当时就已经是侍者,而且是在措波特,后来在埃登。现在端来布丁。布布利茨,现在弄清楚了。阿尔方斯-布布利茨,我要把这块布片从你脸上撕下来。好朋友,你等着瞧!
可是,这个来这里要进行审判、而且要把蒙住的布片从脸上撕下来的马特恩,既不撕下布片,也不进行审判,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装在就像牙医使用的那种普勒克西玻璃盘里的布丁。一个甜食厨师——他们会这一套——用两种颜色非常精确、非常艺术地复制了一副人的假牙:拱起的粉红色牙龈固定住长得均匀、呈珠子状闪烁的、坚固的牙齿。这副人的假牙分成三十二颗牙齿。也就是说分成左、右两侧,上、下两排,每排都有两颗门牙、一颗犬齿和五颗臼齿——牙齿上面覆盖着珐琅质。最初,马特恩要发出格拉贝的哈哈大笑声——众所周知,这种笑声能使罗马笑得要死——要毁掉这家餐馆。可是,正当他左右两侧的东道主英格和约亨-萨瓦茨基让压舌板状的牙医器具伸进他们的布丁假牙中时,马特恩的这种刚开始的格拉贝哈哈大笑却停住了,埋在了马特恩内心深处。罗马和这个“停尸房”餐馆并没有成为一堆瓦砾,然而在他这个已经为伟大的、极少演出的戏剧积聚了生命力的人身上,被解剖的小牛胚骨却在抗拒附加的甜食。他慢慢离开他那张小圆凳。他吃力地摆脱铺上白布的手术台。他不得不扶住玻璃箱,在玻璃箱内,那个瑞典女电影演员的心脏在镇定自若地跳动着。那些身穿晚礼服和浑身珠光宝气的人坐在餐桌旁,正在享用烤肝和油炸小牛肉。他在这些人的桌子之间不声不响地坚持着自己的路线,取道而行。这是烟雾中的声音,是正在闲聊的陪酒大夫。酒吧上面是停车小灯。他摇摇晃晃地从人类的朋友埃斯科拉庇俄斯、绍尔布鲁赫、帕拉切尔苏斯和菲尔绍变得模糊的画像边走过,普鲁托尾随在后。那是海港入口,而那个海港入口,除了伦勃朗著名的解剖图的复制品外,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卫生间。他吐得一干二净,吐出了多年的东西。除了老天之外,没有任何人在旁边看着他,因为普鲁托很可能就呆在卫生间清洁女工身边。他同这条狗又聚在一起了,然后洗手、洗脸。
后来,马特恩身上没有零钱,便递给卫生间清洁女工一枚两马克的硬币。“还不至于那么糟。”她说“好多第一次来这儿的人都遇到这种情况。”她把他回去的路费钱找给他“您就喝一口像模像样的浓咖啡,再加上一口烧酒吧。然后,您马上又会有钱了。”
马特恩乖乖地照办了:他从医院用的瓷器皿中咂咂地喝了一口穆哈咖啡;他从圆柱形试管里喝了第一口——你就再喝一口烧酒吧,要不,你就差一口酒——也就是说,他喝了第二口覆盆子酒。
英格-萨瓦茨基担心道:“你出什么事啦?你受不了吧?我们要不要再把那个泌尿科大夫叫来,或者说叫另外一个专门研究这一科的大夫?”
还是那个侍者,是他在端上小牛胫骨、山药和布丁假牙之后端来了穆哈咖啡和烧酒;可是,马特恩已经不再急于说出那个蒙住白色消毒口罩的人的名或姓了。
在谈话偶然停顿时,萨瓦茨基插话道:“侍者先生,请算账,或者像人们所说的,教授先生,副主任医生,哈哈哈!”那个蒙住脸的人在预先印好的“死亡证书”上端来了有印章、日期和无法辨认的税收签名——是大夫的潦草字体——的账单:“可以付清。这是营业支出费用。如果不定期清理,那会出现什么后果呢?财政部的官员会使人感到最亲切。好啦,与财务税连在一起的国家一定会管人们不定期清账这种事。”
那个化了装的侍者用手势表示感谢,把萨瓦茨基一家子和他们的客人连同黑牧羊犬送到门口。是英格-萨瓦茨基,而不是马特恩,从那里又往后瞧了一眼。她向一个三陪大夫,很可能就是那个生物化学家做了个“下次见”的手势。她这样做很不合适,尤其是因为这道门风格独特,又是双层。它先是一层皮革,然后是一层白色耐磨清漆,在轨道上滑动,可是不能推,靠电钮操纵。那是一个毫无反应、专按电钮的侍者。
他们一边从正规的衣帽间往外看,一边相互帮着穿上大衣。在双层门上闪着红光:请勿打扰——手术正在进行!
“不!”约亨-萨瓦茨基在新鲜空气中变得轻松起来“我不想每天每晚都去那儿吃饭。充其量十四天去一次,或者?”
马特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杜塞尔多夫老城连同它那牛眼形玻璃、锡餐具、兰贝尔图斯斜塔和早期德国的熟铁一样一样地都吸住。每一口气都可能是最后一口气。
这时,萨瓦茨基一家子在为他们的朋友担忧:“你得进行体育活动,瓦尔特,要不然,总有一天你会把身体搞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