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鹿场“跌跟斗”

骂我妈。起初我妈被气得鼓鼓的，但也没轻易搭话。因为人家也没指名道姓地骂。

    大凡势力小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性，即得寸进尺。见指桑骂槐地骂了几次“杂儿”，人家就是不搭茬，郎春华的小媳妇终于耐不住性子开始登鼻子上脸了。在农场过日子，家家都备有一个柴禾垛，老郎家的柴禾垛和我们家的紧挨着。一天，郎老大的小媳妇又开始骂上了：

    “干他妈啥呀？想jī巴老爷们了咋地？总上俺们家叨扯他妈的啥呀？”她一边骂着，一边指着他家柴禾垛出现的一个新茬口给站在旁边的邻居看。

    是可忍，孰不可忍。见她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我家，我的母亲决定不再忍隐。于是便搭上了话茬：“老大媳妇呀！你今天的话骂得可不大受听啊！你凭啥说你家丢柴禾就是我家偷的？再说了谁能证明是我家人干的？请你不要血口喷人！”

    “除了你们家没别人！我要是有证人的话，我今天就会撕烂你这个老逼帮子了，还会跟你这么客气！”郎老大媳妇又开始变本加厉了。

    “没有证据，就不许你妄口八舌！”我母亲据理力争。

    此时，前后左右的邻居都出来看热闹了。卫中凡的老伴还假惺惺地走过来以场长夫人的口吻对我妈说：

    “老嫂子，人家丢柴禾了也正在气头上，你总得让人家骂两句出出气吧！再说了人家也没一口咬定就是你家偷的！”接着，只见她装模作样地对郎老大媳妇说：“老大媳妇，你也别骂了！连个证人和证据都没有你瞎骂个啥呀！”

    见卫场长老伴以给双方各打50大板的方式都做了压服，矛盾双方还真就都往后退了一步，没再往前赶扯。但我的母亲内心很清楚，这不过是卫场长老伴导演的一出戏罢了，“大戏”肯定还在后头。

    时隔不几天，老郎家的表演刚消停点，老尚家又来找“茬”了。尚文胜年约55岁，家里有3个小子5个姑娘。大儿子尚志业唢呐吹得很棒，二儿子尚志东因在分场因公致残后被安排到场部卫生所工作。其余5个姑娘和1个小子都在中小学读书。尚文胜是卫场长的“死忠粉”。此人一贯以“马列主义尖朝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行事下作闻名邻里之间。

    在我家与卫场长家没产生隔阂之前，尚文胜看老卫家面子还真没敢把我们家怎么样。然而自打徐乃迁书记到任后，尚文胜在暗中得到某人面授机宜后才正式把脸黑了下来。尚文胜岁数不小，人倒好美。自打来了鹿场后头发一直由我妈给剃。起初剃头还是挺规矩的，可是在76年4月份一次剃完头后他竟对我妈开始动手动脚了。气得我妈直接把这个老不正经的家伙一顿臭骂推出屋外。打这以后，两家算正式结下“梁子”，并多次发生口角。

    说句实在话，二分场的绝大多数职工都是有是非观念和正义感的。许多人都在暗中为我们家的处境鸣不平，觉得郎尚两家甘被别人趋使，助纣为虐，欺人太甚了。

    针对郎尚两家对我孤儿寡母的欺侮行为，直到本年暑假我家老五从吉林回来对郎春华和朗春彦两兄弟的一顿“玩命暴打”才让他们从此彻底消停下来。

    1977年7月下旬的一天，郎老大的媳妇因小鸡下蛋丢了又开始骂街了，而且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刚从吉林回来的老五和老六哥俩。在我们两家之间是道一人多高的院墙，当老大骂得正欢的时候，郎春华和郎春彦也都蹬着椅子加入到骂街的行列。俺家老五本来就性情暴躁，他哪受过这个气呀！于是，他在厨房拎着铁锹就奔着郎春华和郎春彦哥俩隔墙就劈了过去，给那哥俩一下就干灭火了。紧接着，老五又出院蹿到老郎家院里想继续劈郎氏两兄弟，吓得郎春华和郎春彦早就躲到屋里没了动静。这时，左邻右舍纷纷上前把老五给拉了回来。

    这一事例说明：关键时刻“以暴制恶”不失为一种最有效的方法。仅凭老五这一个举动就等于告诉“郎尚”两家“士可杀不可辱”，一旦逼急了人家可是敢于以命相搏的。说来也怪，打这以后郎尚两家立马也就消停了下来。

    其次是，工作中嫉恨我、挤兑我。心术不正的人一旦鼠目寸光，只计较眼前利益，那么他们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是跟同学卫仁休一起回鹿场工作的。这种同学关系对我非但没有一点好处，反倒成了勒死我的一道“绞索”。在这种关系面前，倘若卫中凡父子能够正确对待并摆正心态，那么给两个孩子的发展都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但他们父子却没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在农场高中读书期间，卫仁休是班长，我是团支部书记，两人都是响当当的名人。本应都是可堪培养造就之才。但他们却错了，把我当成了横在卫仁休面前的“绊脚石”，时刻把我当成各方面都是横在卫仁休面前的“死敌”。凡事只能在卫仁休之后，绝不可以比卫仁休强。正因为他们父子为人做事不够光明坦荡，所以我自然也就成了人家的“全天候”监管对象。稍有差错便会置我于死无葬身之地。

    必须承认，卫仁休论心智和能力也是不错的。跟我相比只是口才、写作和表演能力略逊一筹。而回到鹿场后，徐乃迁书记最看重我的也就是我的这种能力。每到分场开会、政治学习或团组织活动，文字材料几乎由我包揽；读报学习均由我诵读；在分场开辟学习和批判园地均由我操持布置。如此一来，就把卫仁休闲起来了，气得他们爷俩只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在背后发牢骚和散布不满言论。对于他们的不光彩做法，我总是佯装不知依然该咋做还咋做。因为我只相信一点：党组织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再次是，在政治上对我小题大作，无限上纲，疯狂构陷。回顾我在鹿场38个月的工作历史，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是：1977年4月，我被“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帽子”，开除团籍，并在政治上把我彻底推上“绞刑架”的事情。

    整个事件的详细经过是：1977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和卫仁休被农耕队长高万龙分配跟尤永财所开“耶特”车往饲料地里送粪。当我们往地里送第二车粪的时候，“耶特”车突然出了故障自己灭火了。此时，卫仁休拿平锨在车上往下推粪，我在下边拿二齿子往下扒粪，一车粪刚好缷下来一半。我见车停了下来，便顺手把二齿子往耷拉着的“耶特”拖车左煞箱板上一立，就与卫仁休两人一边抽着烟，一边就“用秃尖二齿子能不能把耶特大胶轮刨冒气的问题”扯起了“闲篇儿”。

    我当时所持观点是：耶特大胶轮胶皮厚、弹力大用秃尖二齿子肯定刨不进去。

    卫仁休所持观点是：耶特大轮胶皮虽厚，但用秃尖二齿子使劲刨也是能刨进去的。

    正在我二人你一言我一语激烈争辩之时，尤永财突然把车捅咕着火了，随着耶特的向前走动一下把靠在煞箱板上的二齿子带翻到地垄沟，导致二齿子的一个齿尖正好被拖车左后轮压个正着。见此情形，我飞速跑到耶特车前面示意赶快停车。耶特很快就停下了，但二齿子的一个齿已经从车轮的旁边扎了进去，此刻车胎的气早就跑光了。于是，我跟卫仁休三下五除二就把车上的粪缷了下来，司机迅速把耶特开回机务队只用半个小时就把车胎粘好又接着送粪了。

    按说这么一桩由两个刚毕业学生引发的一桩小事跟“阶级斗争”是不沾边的，但因发生这件事的背景、时机以及牵涉多种复杂因素，所以还是差点毁了我的整个一生。

    至于事件起因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耶特事故”发生当天，农场推荐我去内蒙五岔沟林业局做宣传干事的调令到了。当卫中凡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情况后，为达“一石二鸟”目的，他竟无中生有，蓄意歪曲事实向场党委闫振生书记告“黑状”，一口咬定就是“陈孝章故意破坏农业学大寨”。得知这一情况后，闫书记无比震怒，迅即责成场团委对“耶特事件”进行调查，不容分说地对我作出了严肃处理：一是撤销调往五岔沟林业局作宣传干事的调令；二是责令场团委开除陈孝章团藉；三是保留工职，永续不予重用；四是以陈孝章做为反面教材在全场团员青年中开展一次思想教育活动。

    一时间，“陈孝章故意破坏农业学大寨”成为农场特大新闻。为此，徐乃迁书记向场党委专门作出了书面检讨；鹿场团支部借机对我开展了3次批斗会；为配合其他分场的思想教育活动我曾先后7次违心前往其他分场进行现身说法。对于我来说，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岁月。寻死之心时刻都萦绕在我的心头。在长达半个月时间里，我被人呼来呵去，近乎完全丧失做人的尊严。连日无休无止的反省、检讨、批斗终于让我一病不起，高烧竟达40度。此外对我的家人而言，邻里间的歧视、白眼，还有孩子们的讥讽、谩骂一起齐向母亲和两个弟弟压过来，让全家人瞬间都象坠入了地狱一般。因为我的缘故，让母亲的头发一夜愁白了许多，但她还是一边伺候着两个小的，一边照看着我咬牙硬撑着没有倒下去。

    三天三夜过后，当时只有19岁的我终于又活了过来。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母亲的一头白发和她两眼深陷，一脸褶皱的面容。看到母亲的样子，我顿时被惊呆了，心想：这还是我的母亲吗？良久，我一把抱过母亲嚎淘大哭起来……。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一个人只有经历过一次精神上的生死劫难后，他才能真正变得坚强起来。别看我年纪不大，但我却早早经历了生父之死、继父病亡和这次“政治劫难”的人。不知为什么，自打这次大病初愈后我竟突然像变了个人顿时坚强起来。尤其是当我看到母亲的一头白发后，一种负罪感和强烈寻求重生的念头让我在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在哪跌倒在哪爬起！为了不让母亲在新添一根白发，我一定要活出个堂堂五尺男儿的样子！我要做强者！绝不作懦夫！

    打这以后，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工作更积极，做人更谦卑。一有空儿就读中外名着、背唐诗宋词、背现代成语词条。此外，除了潜心学习外，我始终一刻没有停顿地向场团委卢方书记写申诉材料。仅从“耶特事件”发生到当年9月，共向场团委投送申诉材料12份，藉以自洗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