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独为异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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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里的大长屯农贸市场还真是挺热闹。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讨价还价的嘈杂声，与熙来攘往的人流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城市生活图景。看得出来，商品经济浪潮正把普通百姓的生活带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氛围中。

    我很快就在一溜摆放整齐的摊位边上看到了母亲操劳的面庞。她面呈暗红色，那是冬季凛冽寒风给她留下的痕迹。她头戴毛织的棕色线帽，坐着一只低矮的小凳正向过往顾客吆喝着自己兜售的干调产品。

    我是以一个顾客形象出现在母亲面前的。先是低头俯身抓起一把辣椒面嗅了嗅，母亲还以为我要买辣椒面，随口说道：

    “同志，这辣椒面你就吃吧，绝对货真价实！”

    “那就给我来半斤吧！”我故意逗了母亲一句。

    母亲对儿子的说话声再熟悉不过了，聪明的母亲突然面露微笑地说：“没个正形，都多大了还逗你妈玩！”

    “你这老太太还真行，没骗了你！”我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

    看得出，母亲此时非常高兴。只见她一边收摊，一边说：“不卖了，回家给我儿子做饭去！”

    “妈呀，你等我一会儿，我再去买几样菜，咱晚上做点好吃的！”说罢，我就去农贸大厅买菜了。

    等我再出来时，母亲已把东西全部装上倒骑驴。我把买的菜兜往车上一放，推起车就跟母亲向姐姐家走去了。

    当天下午，我跟母亲一边忙乎晚饭，一边交流着对当前家里面临困难的看法。原本以为母亲肯定得愁个好歹，但听她一桩桩一件件说完她的计划和打算后，我的心也总算好受了一些。因为我知道，她老人家已经做好了迎战一切困难的精神准备。得知母亲过年需要花钱，我把自己随身带回的150块钱，除留了30元零花外，其余120元全都留给母亲用于过年花销。

    我带回的那些东西给全家人过年解决了大问题。那是市场买不到的。为了给全家人“拉馋”，当晚我跟母亲就做了“酸菜白肉炖粉条”、“白菜丝拌干豆腐”、“葱爆羊肉”、“酱炖大豆腐”4个菜，主食是高粱米加大米“二米饭”。

    下午4点半左右，所有人都陆续回到家中。看到我从镇赉返回，而且还带回了一些“年嚼咕”，每个人都很开心。

    也许是大家很久都没闻到“荤腥儿”的缘故，这顿晚饭大家都吃得很尽兴。小丽、金巍、二迪吃得更是开心。看到所有人都如此开心，我觉得自已在回来这一道所遭的罪值了。

    面对生活重压，以母亲为“精神旗帜”的我们这一家人是绝不会屈服的。当晚，我与贵章哥和母亲一直谈了很久。重点围绕如何破解“缺钱”和“缺粮”两大难题研究对策。考虑到再有20天就要过年了，我主动请缨去八商店门前替母亲蹲市场搞创收，让母亲回家拆洗被褥、打扫卫生，准备过年；贵章哥说他要领着久章把从镇赉带回的瓜籽炒熟换回生活所需现金。此外，为弥补粮食缺口决定把从镇赉带回的2000余斤玉米分期加工成玉米馇或兑换成豆油。通过上述办法或可确保全家人一年生活不会出现大的闪失。由此可见，母亲从镇赉随车带回的玉米和瓜籽反倒成了帮助全家度过“生存危机”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说句良心话，当时在捡拾这些粮食的时候，老五还是付出不少辛勤劳动的。

    我从回到江城第二天起就开始替母亲到大长屯八商店门前站市场了。每天结束下来都跟老妈算一次账。为此老妈还夸我卖货比她揽生。三哥和老六那边瓜籽也卖得老好了，因为从镇赉带回的瓜子籽粒饱满，炒过之后“特香”，故在钢厂俱乐部一下就卖出了名，很快就把瓜子都换成了现金。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由于一家人面对困难，不等不靠，不怨天尤人，从容应对，终使全家人胜利闯过了那段举步惟艰的人生低谷期。

    正所谓“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紧接着“小年”就到了。对于我们全家人而言，腊月“廿三”是个特别的日子，它既是个有象征意义的“小年”，也是我们母亲的生日。故吃过早饭后，贵章哥就开始给母亲琢磨这顿“庆生宴”了。从他叨咕的菜单中好像有“小鸡炖蘑菇粉”、“大萝卜炖牛肉”、“酱炖黑鱼”、“肉丝白菜”、“大辣椒炒牛肉”、“黄花菜炒肉”等10道菜；主食是蒸粘豆包。贵章哥的厨艺是相当不错的，总之，全家人借给母亲庆生之名又可美美的吃上一顿年饭了。

    早饭过后，我接着又下市场蹲“干调摊”去了；老五和老六又分别找他们的同学去玩了；姐夫和姐姐照常去上班；母亲继续忙她过年的准备事项；于丽和往常一样哄着金巍和二迪无忧无虑地玩耍着。

    常言道：“人逢年节多喜乐。”那年月大人和孩子一样都是盼年的，因为一到年节餐桌上自然会多出一些好吃的。下午3点左右所有的人陆续回到家中。此时，房间里飘荡着诱人的香气。贵章哥已把饭桌放好，几个凉菜已经摆上了饭桌；于丽和两个外甥女可能饿了，正手拿粘豆包在那沾糖吃呢；老五在扒蒜捣蒜酱；老六在厨房给贵章哥打着下手并不时往饭桌上摆碗端菜。贵章哥今天所做10道菜的最后一个菜是“挂浆地瓜”。

    说贵章哥是“烹饪高手”一点不假，十道菜被他掂当的“色型味”俱佳，既好看又令人垂涎欲滴。

    “吃饭喽！——”我朝姐夫和姐姐那边大喊了一声。

    这时，只见姐姐把给母亲买的一个“生日蛋糕”先放在了饭桌中间。大家首先一起上桌，齐唱《生日快乐歌》，然后跟母亲一起许愿、吹蜡烛，最后是共同分食蛋糕。待这一环节过后，贵章哥和老六才把10道菜全部摆上桌。

    魁竺姐夫今天也特高兴，他还特意打开一瓶“吉林原浆”和三哥对饮起来。我跟母亲、淑峰姐每人只象征性地喝了一小杯。看得出，母亲今天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这毕竟是十年来我家难得一见的10口之家“大团聚”。多日难得一见笑脸的淑峰姐看见全家人个个喜笑颜开，她也会心地露出了欢喜的模样……

    毋庸置疑，由于母亲与弟妹的突返江城使淑峰姐4口之家的平静生活一下被打破了。就当时客观情状看，刚回来的5口人除到淑峰姐家寄住外，好像再无更好的厝置方案。魁竺姐夫时任江城拖拉机配件厂党总支副书记，政治上正处在一个“再上新台阶”的角逐期，故在单位凡事都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正是这次寒假放假回家，让我有幸结识了姐夫身边的黄毅刚、陈玉生、大杨、陈玉相等“铁杆粉丝”。论搞技术，“二陈一杨”是绝对一顶一的好手，但都属于恃才傲物，缺乏政治敏感性的“白丁”。只有政工科长黄毅刚是个颇有政治智慧的人。客观地说这些人做朋友可以，但在政治上不可能成为魁竺姐夫的有力帮手。真正能决定姐夫政治走向的人：一是厂内的“老大”张书记；二是上级主管局的“一把手”。这就是魁竺姐夫当时在拖拉机配件厂所面临的政治情势。

    淑峰姐本是一个有智慧、有才能，且能在单位有所作为的人。怎奈一因平台太低，二因家庭负担过重，故个人能量一直未能得到极限发挥。但她是位绝对有责任感和放在哪儿都能闪闪发光的人。寒假期间，我曾到金属回收二厂去过一次，当时淑峰姐在工会工作，能力和才华颇得二厂时任李书记欣赏。就当时情况看，姐姐在顾家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到位。记得就在那天中午往家走的路上，淑峰姐还特意领我去和她非常要好的一位“陈姓大姐”见了面。那是位憨厚而又贴心的大姐，对淑峰姐就象亲妹妹一样“近并”。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曾试探着跟淑峰姐交流了母亲和弟妹不宜在大长屯久居的话题。听我唠到这个话茬，淑峰姐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没办法呀，在临江门大哥住的房子没要回来之前，还得在这迁就着住。”

    姐姐说得一点不错，要想让母亲和弟妹居有定所，唯一的指望就是把临江门大哥住的一间半平房要回来。有了这一判断后，当天晚上我就跟母亲和贵章哥又一块讨论了春节过后如何向大哥加大往回要房力度的问题。

    似乎在不知不觉间，1981年春节的“除夕日”就匆匆来到了。那天吃过早饭后，魁竺姐夫首先声明：下午他要亲自下厨做今天这顿年夜饭；贵章哥也主动附和要给姐夫打下手；母亲老早就把冻在外面大缸里的冻肉、冻鸡、冻鱼拿到屋里化上了。她说上午要把肉馅剁好，下午给大家包“酸菜猪肉”和“芹菜羊肉”两种馅的水饺。

    按照惯例，淑峰姐和魁竺姐夫还得顶半天班中午才能回来。

    贵章哥近几天一直写对联和“福”字，然后由久章拿到八商店门口去摆在地上叫卖。据久章说收益还不错。早饭后，贵章哥跟老五首先把淑峰姐家的院门、房门都贴好了对子。接着我跟老五就开始炒瓜子和花生了。老五是干这类技术活儿的“高手”，他很会调理火侯，所以每年这类活儿都由他亲自操作。

    过年吃冻梨、冻柿子、糖块、放鞭炮是孩子们的最爱。故今年我跟母亲在市场蹲摊时就把这些东西准备得相当充分了。好象早饭过后到晌午这段时间，于丽、金巍、二迪的腮帮就一直是鼓着的，冻梨和冻柿子也是“嗖嗖”地下货。

    中午时分，魁竺姐夫和淑峰姐都相继赶回了家中。于是，各自简单地吃了几个粘豆包后，便扎上围裙开始忙乎年夜饭了。

    魁竺姐夫的厨艺比之贵章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可谓“煎炒烹炸熘”样样精通，且能做到“色型味”三维叫绝。从魁竺姐夫设计的菜谱看，这顿年夜饭他计划要做16道菜。可真是丰盛至极呀！

    此时，母亲、淑峰姐和我开始在偏厦炕上左一帘右一帘地包起了两样肉馅的饺子。因要满足10口人除夕半夜和大年初一两顿所吃，故我们仨人总共包了300个饺子，直把我这个擀皮的累得手脖子“焦酸”。

    大约下午2点钟光景，卖完对联的老六久章冻得嘶嘶哈哈地回到了家里。跟他一起进屋的还有两位与他形影不离的“铁哥们”刘启然和胡延君。进了屋子后，老六自然是用瓜子和花生一顿好生招待。刘启然长得斯文白净、厚道、极有礼貌，其父是江南阿什火车站站长，家境殷实；胡延军，高个头，长得标板溜直，阳光帅气，父母是矿山机械厂职工，家庭生活宽裕。此二人是老六久章回吉后交下的两位最贴心的“哥们儿”。

    正在这时，老五会章回江城新交的5个“磕头哥们”中的“老大和老二”也来串门了。老五仍以花生瓜子予以热情款待。我只记得老五的“磕头老大”是联化的姓李；老二是荣光的名叫徐仁。他们两拔人在屋里小坐片刻并唠过拜年嗑后便又相继起身离去了。

    大约4点钟光景，魁竺姐夫就把年夜饭做好了。只听他大声地喊了一句：

    “老五，老六！你们准备放鞭炮吧！”

    一听说放鞭炮，于丽和金巍二迪一下蹿到大屋南炕伏着窗台就准备听响了。

    我和贵章哥则左一道又一道地开始往炕桌上码菜了。由于桌小菜多，16道菜竟在炕桌上码出了整整三层。此时，老五和老六在院子里也同时放响了挂鞭和“二踢脚”。于丽金巍二迪坐在窗台上脸上泛起的笑容就象盛开的三个“花骨朵儿”。

    年夜饭正式开餐了。魁竺姐夫这回开启的是一瓶“西凤”酒。我跟母亲和老五还是喝红葡萄酒。只有姐夫、姐姐、贵章哥和老六才喝了非常辣口有劲的“西凤”酒。整顿年夜饭全家10口人吃得既兴奋又舒心；既喜悦又畅快。似乎，这一年之中只有这一刻才能让一家人暂时忘却忧郁与烦恼，尽享由过年喜气带给每个人的短暂慰藉。

    过年，是需要人们自己给自己找乐子的时侯。两天前我跟淑峰姐曾去二大爷家的六姐家串过门。六姐和六姐夫都是矿山机械厂职工。他们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铁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老二叫铁信，也在矿山上班。他们曾约我春节无论如何要去他家打扑克玩“四掐一”。我是历来爱玩“四掐一”的，所以当时就答应年“三十”吃过半夜饺子一定去玩。

    依照约定，我在吃过半夜饺子后迅速赶去了六姐家。没多大功夫，外甥铁信就把局给成上了。结果一气打到第二天中午才回家。此后，一有空儿我就去六姐家玩“四掐一”，直打到初七上班才收手。对我来说，输赢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它伴我度过了几天欢快而又放松的日子。

    随后，在元宵节之前我还挤时间前去大哥陈翰章、二哥陈冰和继父二女儿于桂芹二姐家串了三趟门。我是在正月十四去大哥家串门的。为表达兄弟情分，我给大哥带去了一份“四盒礼”。大哥大嫂和孩子们对于我的拜年也给予了隆重礼遇。十四那天晩上大哥说啥把我留下跟他们全家过元宵节。记得第二天早晨当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人在轻轻亲吻我的面颊，稍后我才弄清那是大哥对我的一个情不自禁的亲呢举动。但我仍佯装熟睡，假装不知。正是这个动作，才改变了以往我对他“狼心狗肺”的认知，觉得他“亲情未泯”，还是一位值得我与他继续保持走动的兄长。早晨起来时，大嫂给我和孩子们早就煮好了元宵。就在吃元宵的过程中，我突然试探性地问了大哥一句：

    “大哥，你也是一建老职工了，咋还不管单位要房子呢？”

    “要了！年前我就把申请递上去了。现在是僧多粥少都在那排号呢！”大哥未加思索地回了我一句。

    听他这么一说。基本弄清了他的真实想法。看来他还真没有想赖着房子不还的意思。为尽早要回房子，下步的关键是应配合大哥给市一建公司施加压力。只有把一建公司“叫开”，才能使大哥一家最终搬离临江门老宅。

    江城市1981年的“元宵灯会”是绝对值得一看的热闹场面。在漫漫十里松江长堤的一行垂柳下，从东到西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灯和彩灯；在长达10华里的临江门广场到江南大桥区间的江面上每间隔250米便在水面上固定一艘装饰美观的高大彩船，在长达10华里的江面总共排放了20只彩船。那是由江化公司、丰满电厂等20家大型国企统一制作放置的。在10里长堤垂柳下悬挂的3000只彩灯，是江城四个城区政府及各街道动员社会力量按政治任务摊派布置的。灯会从大年初一开始已经办了半个月了。元宵节是灯会的最后一天。为领略元宵灯会盛景，跟我同龄的大哥的儿子陈庆专门陪我把10里长堤转了一个来回，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领略了“江城元宵灯会”的空前盛况。

    元宵夜7点，是本届“元宵灯会”礼花的燃放时间。此时，我跟大侄陈庆在市政府三道码头附近找到了一处最佳观赏点。礼炮的集中发射地在江南滑冰馆的北侧堤路上。站在江南朝松江中路望去，此时已是万头攒动，华灯一片。整个江面和松江中路简直就成了灯的海洋……。

    夜晚7时整，随着一声清脆的“炮响”，第一颗礼花直冲夜空，最后就象一个大菊花炸开在天空中。紧接着是第二，第三颗礼花陆续升空，把整个江面和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在天空炸开的礼花形态各异，美不胜收。她们有的象“天女散花”；有的象“桃红初放”；有的象“蝌蚪争渡”；有的象“万马奔腾”……，一时间把江城的夜晚妆扮得就如同春天里的百花园……

    礼花燃放整整持续了半小时。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四人帮”彻底消失在中国政治舞台后的第一次给江城百姓带来过年新气象的一次“元宵盛会”。

    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同亲人相聚和与亲情相伴了。然而，有限的假期迫使我必须得重返他乡去履行我的教学工作职责了。

    在行将返程的前两天，母亲、淑峰姐、贵章哥和我的心情都很沉重。此时，我是多么渴望在家里不走该多好哇！但那对我来说只是个不切实际的奢望。而对于母亲、姐姐、哥哥来说，此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从我的实际需要考虑办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为此，母亲给我专门扯布做了一套新衣服，上身是件黄烫绒半截小风衣，我老喜欢了一直穿了5年，裤子是一条蓝裤子；淑峰姐在腰包非常紧巴的情况下花16块钱给我买了双新皮鞋，那是我一生中穿的第一双新皮鞋；贵章哥则忍痛割爱在自己不挣钱的情况下把一块“上海表”硬是撸下来戴在了我的手上。对于我来说，这三件事曾感动得我在夜里不止一次落泪。在我看来，只有最亲的人给予我的亲情关爱才是最甜美和最令人没齿难忘的。也正是从那时起，才让我从骨子里确立起自己的“亲情观”和“价值观”：即凡事坚决不与兄弟姐妹争利，只要是兄弟姐妹生存所需，不论其做过哪些对不住我的事，我都必当捐弃前嫌，不计得失地出手相援。因为是上天赋予了我们手足亲情，在兄弟姐妹有了生存困难的时候，我如果连个手都不伸，那还是个人吗？

    由此可见，母亲、淑峰姐和贵章哥都是帮我确立“亲情观”和“价值观”的最好老师。

    就在寒假行将结束的前两天，我满怀与家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匆匆踏上了重返镇赉的归途。坐在从江城开往长春的普通列车上，目睹着火车行进途中一闪即逝的故乡山水，我的两眼一次又一次地被涌出的泪花所模糊……

    对于“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生理数我不是不懂，而实因难忍与母亲和兄弟姐妹的“生离之痛”才暗自垂泪。正因1981年寒假的一来一往才让我在潜意识里作下了一个“怪毛病”：即一坐上独去镇赉的火车就开始渴盼下一个假期的到来。也正是从那时起，“阳皇历”翻去的每一天都是距离下一个寒暑假的“倒计时”。对那一时期的我来说，母亲与兄弟姐妹就是我的全部。他们的安危冷暖，他们的喜怒哀乐就是我的“晴雨表”，他们生活得好与不好每时每刻都牵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而其中一次是在西柏坡因不忍在路边看到一位病倒的老妇无医救治而落下了眼泪，那是由于他怀有炽热的“人民情怀”。而母亲和兄弟姐妹在我的心里也同样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就是我的“情感上帝”。说白了，我是见不得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茹苦受罪的。而他们的一切永远都是我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