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者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永历政权周边的势力身上。
没办法,这些穿越者们大胆而又细心,不羁而又严谨。关系到未来啊,无论是穿越前还是穿越后,他们研究了又研究,讨论了又讨论,一点点也没有给人轻松而写意的感觉。
1646年八月,张献忠率大西军五十万北上抗清,他实在受不了清兵的挤压式打法,蚕食式进攻,一天人口少点土地再退点,最后的结局就太明显了。
他组织起最后的办量来反攻------但不幸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中,“痛极而亡”。
“献忠死后,各营大乱”,顿时惊溃,伤亡惨重。农民军的特点全部都显现出来了,没有了领袖,你啥都不是。
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位将军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于1647年正月,向贵州进军,三月,连克贵阳、定番州、永宁州,“自是黔西诸郡望风瓦解”。
这次长征,是一次生死存亡的长征,也是一次胜利的长征。他们为这个时代增加了变局,也让穿越者们很是头疼。
怎么处理和管理他们,论坛上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各种建议。
在贵阳一处豪商的客厅里,四将军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了商讨。会议隆重而又低调。
在会议上,孙可望提出主张:“至岭南,急则入海,跑他个娘滴!海外地方那么大,哪里还没有个活人的地方?”
以于这种右倾逃跑主义,遗命派李定国,则坚定地指出:“复明!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海外蛮荒之地也,岂可远离祖宗之地?”
李定国的坚定与张献忠的遗言有关……
面对清兵巨大的压力,“啪啪”,张献忠的国家大义感也回归了。
张献忠对明朝的态度有所改变了。他在死拼前夕对部将说:“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亡,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当然你也可以称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开始上升为民族层面上,而不是阶级层面了。所以导致了张献忠的转变。
可拉倒吧,穿越者们对此种带着西方歪理邪说的观点嗤之以鼻。
当另一帮土匪顶在前面“抗击”清兵时,你咋不转变咧?那时候民族矛盾就不是主要矛盾咧?
非要等屠刀轮到自己身上时,你的民族矛盾论就出来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想活命,还要活得好一点,比如当个领袖、皇帝什么的,你清兵让不让?!噢,不让,你们也想当啊,那就打!
死的都是明人老百姓,正义公理都是他们说了。
张献忠带有遗言味道的话是什么意思?
李定国深味其意:我们本来就做得不义,现在要是打不过清兵了,投降明还是可以滴,你看现在剩余那帮子明人政权现在都还是渣渣,我们去了结局未必能差,投清兵不行,他们摆明了是不给我们活路------当然,如果我没有死,一旦赢了,你们就不用投降了,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
孙可望本来不同意李定国的看法,但众将一致表示:“吾辈唯安西将军所命。”右倾逃跑主义分子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也许那个民族将来少了一个文化认同的海外国家,将来这帮子人或可以打回明大陆,重新拯救一个民族,但这些都是穿越者们乱想的------他们最终都留在明大陆,不是死就是投降了。
当时四将军设坛盟誓:“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
联明抗清之势开始形成。
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这只是说说而已。有好奇者可以查一下有史以来设坛盟誓的诚信率是多少,那时你就明白了。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这小子加税蛮重的,手法一点都不隐蔽。
他的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
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
沙定洲闻讯,惊恐万状,弃昆明南逃。这帮子土著也没少祸害昆明。
1647年四月,大西军开进昆明,“各民人户外俱设香案迎接”,其实谁来都一样待遇。
四将军马不停蹄进行分路平定,说服沐天波与农民军联合,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
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
他们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穿越者们心里清楚,后来发展的事实会证明,这种权力组织结构,只是伪民主形态,这不适合明大陆的国情。
1648年五月,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的战斗中,中毒箭牺牲,所部为孙可望收编,但他的实力还是比不上李定国和刘文秀的实力。
八月,李定国、刘文秀破沙寨,生擒沙定洲,滇东全平。大军回师时,沐天波“顿首谢”,“滇人被沙氏害者皆以为快”。
四将军在云南期间,实行了恢复生产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纷纷参军,大西军扩大到“有众二十余万”,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仅李定国部“汉、罗亦逾五万”。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年就出现了“滇南大熟,百姓丰足”,“兵民相安”的景象。
右倾逃跑主义分子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的野心逐渐膨胀。他竟然认为明王朝无可救要了,扬言说咱们自己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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