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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可谓是志得意满。即位一年来,崇祯皇帝已经完全地掌管了大权,在文人的吹捧下,也已经有了一个“圣君”的称号。而在朝堂上的事务,无非就是扫清那些还残留在朝堂上的魏忠贤一党余孽的事情了。
顺便说一句,当时那个薛濂在京营中的死对头——丰城侯李承祚,因为其在崇祯皇帝刚即位时,不识时务地向魏忠贤提出:让魏忠贤掌管大权,把崇祯皇帝完全架空的主意。现在的他就被崇祯皇帝秋后算帐了。
李承祚被崇祯皇帝夺去了爵位,戍边流放,并且在崇祯二年被抓回京城砍了头。而相对来说,现在被软禁的薛濂反而得到了最好的下场。
而明朝境内的局势,也一片平静。奢安之乱在女总兵秦良玉几次大胜的打击下,也形不成什么气候了。河南的造反也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平息。
陕北那边虽然有些星星点点的农民动乱消息,但是,从陕西地方官上呈的奏折上来看,也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估计也会很快得到平息。
而平台召见以后,崇祯皇帝为了满足袁崇焕的“五年平辽”的承诺,从户部挤出了大批钱粮送到了辽东。而辽东的局面,在袁崇焕上任以后,确实也平静了下来。
这种情况倒也不是崇祯皇帝只从袁崇焕上呈的奏章上得知的,在辽东的其他官员和监军上呈的奏章上都反应:自从进入秋季以后,建奴的骚扰性进攻的次数大为减少,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得到了这样一个好消息,崇祯皇帝不禁为自己用了袁崇焕为督师的英明举动而有些得意,在崇祯皇帝的看法里:辽东的局面已经大为好转,只要有了自己的支持,袁崇焕一定会达到平辽的目的的。
因此,在这些天来,崇祯皇帝显得十分地轻松。而由于皇上地轻松,整个朝堂也显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可是,崇祯皇帝和朝堂上的诸多大臣都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而陕西农民造反和后金建奴军队,这两个以后会成为崇祯皇帝恶梦的对象,在崇祯元年的秋季和冬季都积极地进行着一些举动。
首先来说说陕西。
当农民造反的火焰刚刚点燃的时候,明朝在陕西的那些地方官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担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
这些官员同时又幻想着,只要在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造反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于是,他们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说到这里笔者就有些无语了,这天都旱成了这个样子了,那些官员难道眼都瞎了,脑都残了,还盼望着有什么夏收啊?
不过,总有人是智商无下限的。时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并且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
好吧,陕西最大的官都这样了,那么下面府县的那些小官们也就做小鸵鸟吧。接着,这些地方官员就盼望着秋收。
可是那些种田的农民,有的因为难以生存加入了造反队伍,有的不愿意造反的也逃得一干二净,根本就没有人来种地,这样哪里来的秋收啊?
到了最后,纸终于包不住火了,农民造反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这些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可是当兵部奉旨查核时,这些地方官又互相推诿。他们是处理地方政务不行,可扯皮的功夫却个个都是顶呱呱的。
在陕北农民一开始造反的时候,那些造反的农民是纷纷投入到那些已经存在的马匪和土匪中去的。而那些马匪和土匪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说到万历年间,奠定后金政权建立的萨尔浒之战了。在萨尔浒之战中,明朝军队是四路围攻**哈赤的后金军队,被后金军队打了个大败。
而在这四路围攻的军队中,就有着从陕西和山西派出的明朝军队。那些陕西和山西的溃兵逃回了家乡以后,怕领受军法不敢归队,于是就索性就地落草,成为了马匪和土匪。
而崇祯初年农民造反的军队中,就是以这些溃兵为主要骨干,以难以生存的农民为外围摇旗呐喊的匪帮。
不过这种情况,却为陕西地方官员的扯皮,提供了丰富的弹药。在明朝的陕西省,除了主要负责陕西地方事务的陕西巡抚胡廷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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