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河内)郊外的战斗结果,让城内一片大乱。占领东京以来,越南的政府军望风披靡,四处溃逃,法军犹入无人之境,风光无限,哪想到会突然吃这种亏。海军上尉费阿希临时作为东京守军司令,指挥防御。
费阿希首先把分散在其他各处的人,全部集结在东京城,强迫数千越南人加修城墙,储备粮食和药品,并在城内实施戒严,同时向西贡求援。
但是还好,黑旗军并没有趁机进攻东京。
在这一点上,战前丁云桐就有过考虑,要把东京拿下来,其实并不难,只要在法国援兵来之前,把冯子材等各师全速压过去就行了。
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关键要给予法国的有生力量以大量杀伤,才能迫使法国坐上谈判桌,而不能执着于一城一地的争夺。占据东京,会远离中越边境,补给不利,不如等法军主力过来,再迎头痛击。
东京郊外的这场战斗很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北京,丁云桐仔细观看邵友濂的报告,感叹法军的强悍,对方还不是正规陆军,这样以多打少的偷袭围攻,伤亡还大于对方,可见素质之高。
他知道,事实上前世法军的单兵拼刺能力就是世界最强,日本维新后开始学的就是法国,这种对白刃战训练的重视,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日本陆军。法国此时虽然还没有像格朗迈松那样提出“进攻学派”,不过“战争胜负不靠大炮靠刺刀”;“在哪里发现敌人,就在哪里发起进攻,至于敌人考虑什么无关紧要”,诸如此类的思想已经很普遍,这种战法也极其类似前世的日本陆军。
但是在重机枪加铁丝网组合出现以前,这种战术还是很有效果的。所以对于这个结果,丁云桐毫不意外。
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也终于明白了,原先认为凭借着小股力量就能征服整个越南,现在知道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一百多名法国人的死,也极大的刺激了法国人的民族情绪。在议会里,在报纸上,只有一个声音:应该为那些光荣的牺牲者报仇,应该使国旗所受的损害获得补偿。
1880年7月29日,法国议会几乎全票通过了,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追加550万法郎的拨款。
之后,法国政府一边集结运送远征军的船只,并调集各个地区的军舰,前往越南方向。
另一边则命令交趾支那当局,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到战场去,同时任命交趾支那驻军司令波滑为东京的指挥官。
1880年8月2日,夜,北京。丁云桐在不停的踱步,军机处的一众大臣在争论,要不要下决心与法国开战。
李鸿章是反对者:“无论如何,黑旗军名义上并不算我国军队,外交上还可转圜。但一旦开战,就没有退路了。法国乃是欧洲大国,万不可轻启战端啊,依微臣看,不如请他国出来调停为是。”
“法人得寸进尺,占了越南,必然窥伺广西,到时仍旧还得战,还不如现在拒敌于国门之外。”这是左宗棠。
“法人骄慢,视越南为囊中之物,今黑旗军一战,可见其名不副实也。只要我大军奋力前驱,必能战而胜之,将法军尽数逐出越南。”张佩纶也是慷慨陈词。
丁云桐说实话,心里很有点看不起这个张佩纶,前世也是这样,慷慨激昂,主张与法国战斗到底,结果自己在马尾港时,被法军炮火吓得抱头鼠窜,可见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不过丁云桐还是将他调入军机处,参与议事,就是想利用他喜欢批评朝中大臣,试着来做一个平衡,当自己觉得权力稳固时,自然会将这个人打发到远处。
新任组织部部长郭嵩焘也说道:“法国乃是强国,我国这几年虽然也有进步,但要让法国俯首称臣,实在力有未逮。不过法国普法战争新败,元气未复,且远隔万里,耗费巨大,只要打成对峙持久之仗,便有望和平。”组织部是由原来的吏部改制而来,因为专门管理官员的升迁擢黜,权职很重,隐约是诸部之首,丁云桐让他担任此职,正式看重他思想开明。
思忖片刻,丁云桐说道:“中越之间已经签署了条约,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在越南的权力,否则国家必然信誉全失。要让其他国家明白,我国保卫自己利益的态度是坚决的。当然,郭爱卿的话也不无道理,要将法国人赶出越南也是不现实的,朕只希望以战促和,只有当法国人吃了苦头,他们才会真正有诚意坐下来谈,到时候再请别国调停不晚。”
丁云桐的话为会议定下了调子。
第二天,官方背景的《寰球时报》,头版头条的社论,大肆讨论中国与越南的千年宗藩关系,以及法国在越南的步步进逼,警告法国“悬崖勒马”,但在社论的最后,仍然表示“不管千难万难,相信和平终将到来。”
但显然法国没理会这种警告,到8月初,已经在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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