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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一线的光明和希望也可以鼓舞他们走很远的路程。

    在张还如之后方继舜便以周报总编辑的身份来说话。他报告了一般的情形。他谈到第三年的计划；他还举出一些读者的意见，提出他的改革的方针。他要求没有参加编辑工作的朋友们尽量地批评周报的内容，对改革的方针也多贡献意见。

    这一次说话的人较多，大家很坦白地说话，讨论问题。没有人对周报不满意，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周报办得更精彩。众人听说上海和重庆都有一批稿子寄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琴说话不多，这时她却提供一个意见。她问众人有没有看见觉慧那篇关于苏菲亚的文章，她主张把它转载。她还说，应该将这种文章多多传播，使那些只知道爱伦?凯和与谢野晶子【注释1】的人明白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以外还有新的天地。

    “觉慧的文章吗？我读过了，很痛快！我赞成转载它。觉慧在上海容易找这些材料，我们这里什么都缺少，”方继舜兴奋地答道。

    程鉴冰和吴京士还没有读过觉慧的文章，他们热心地询问文章的内容。

    “我们的刊物就需要这种带煽动性的文章，就需要这种革命家的传记，”张惠如叙述了《苏菲亚传》的内容之后，还激动地说了上面的话。

    “那么写信去叫觉慧和别的朋友多寄点这类文章来，”觉民提议道。

    “很好，觉民，你今天晚上就写信去叫觉慧寄文章来，我不另外写信了，”方继舜用坚定的声音说。他说话常常用这样的声音，他这个人做事很少有过犹豫。他思想快，决断快。他接着又高兴地说：“我们的周报有办法。有了这些好文章，还愁不会感动读者！”

    “你自己下期有什么文章？”张惠如在旁边问道。“你不能因为别人的文章多，你就不写啊！”

    “我在写一篇短东西，又是跟‘五老七贤’【注释2】捣乱的，”方继舜笑答道，他想到了那几段骂得痛快的地方。

    “好得很！我们刊物好些时候没有骂他们了。他们近来又嚣张起来，总是向某公某帅拍电报，说那种肉麻的话，而且还把电报拍到省外去了。真讨厌！”张惠如听说要骂“五老七贤”觉得痛快，就带笑地说。

    “他们似乎对我们开始注意起来了。我听说冯乐山最近写信给‘高师’校长要他注意学生的思想问题，说是有过激派混在里头捣乱，”方继舜改变了语调说道。

    “那么他一定也会写信给我们的校长，等我到学校里去打听看，”陈迟气愤地说。

    “你们‘外专’没有问题，廖校长本来就是个新派，他兴许不会听他们的话，跟我们的校长不同，”方继舜说。他的脸上又露出轻视的微笑，接着说下去：“其实，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

    “我也是这样想。他们已经是垂死的人了，我们却正在年少有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跟我们比？”张惠如充满自信地说。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商量商量，就是我们周报的两周年纪念会，”张还如大声地说，唤起了众人的注意。

    “不错，这应该提出来大家讨论，日期离现在只有两个多月，我们平日工夫又不多，”方继舜接着说。

    这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周报好像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大家辛辛苦苦地抚养了“他”。第一个孩子夭亡了，他们记得“他”是在怎样的情形下面死去的。现在第二个孩子居然看见了阳光，比较畅快地呼吸着空气，经历了一些苦难，终于逼近了“他”的第二个生日。“他”的存在也是精力、坚忍、困苦、以及信仰和友情的凭证。仿佛是“他”把他们联系得更密切。“他”给他们带来安慰，“他”增加了他们的自信，“他”消耗了（或者更可以说是吸收了）他们的纯洁的力量。“他”的生日不是寻常的日子，他们都以为应该好好地举行一次庆祝的宴会。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就常常谈起这件事情。如今日期近了，他们应该坦率地发表意见。

    每个人都兴奋地发言。没有人隐藏着什么或者不感到兴趣。他们推举了筹备委员。张还如、黄存仁、高觉民、张蕴华（琴）、程鉴冰被推举出来担负这个责任。谁也不推辞，他们找不到推辞的理由。

    那一天应该举行庆祝的欢宴。但是他们愿意邀请一些同情者和给刊物直接、间接帮过忙的人来同乐。应该有游艺的节目，应该赠送纪念的特刊，应该将刊物大量推销，应该编印新的小册子。大家都激动地想到那一天的情形。

    正式的会议暂时结束了。有事情的人先离开。纪念会的五个筹备委员便留在张惠如的家里继续讨论。张惠如虽然不是委员，也留在客厅里旁听，还不时往内外奔走给客人拿茶水和点心。

    五个人热心地而且快乐地谈着。这里没有争辩，每个人轮流地增加一些新的意见。这些意见互相补足，融合成一贯的主张。五个人的意见终于成为一致的了。

    纪念刊由方继舜编辑；游艺节目改为演剧。邀请同情者和友人参加。名单由黄存仁与张惠如根据通信等等决定。纪念刊的印数应该增加一倍，在报上刊登广告免费赠阅，还托人在各学校里散播。至于会场的选定和租借，议决由黄存仁和张惠如弟兄负责；小册子的编印却是觉民的职务（这个工作并不烦重，只是选出几篇旧文章编好付印罢了）。在这一次的会议里，他们（五个筹备委员）把重要的事情完全解决了。

    会议完毕，张惠如弟兄挽留众人在他们的家里吃午饭。琴想到这时在高家等候着她的芸和淑华姊妹，便推辞了，觉民也坚持要回家。张惠如弟兄虽不再挽留，但是程鉴冰还依恋地拉着琴讲话。觉民和黄存仁也就安静地等待着，不去催她们。她们的话一直讲不完，张惠如的姐姐叫老女仆端了面出来。众人只得围着圆桌坐下吃了面。

    “惠如，你们的姐姐真好，”觉民吃完面，放下碗，羡慕地称赞道。

    张惠如笑了笑，得意地说：“她很喜欢你们。她觉得你们都是很好的人。她常常要我留你们在我们家里吃饭。”

    “我们姐姐待我们的确不错。不过她如果晓得我们在干这些事情，她一定会吓坏的，”张还如说着，张开嘴哈哈地笑起来。

    “她就不会晓得吗？”程鉴冰关心地问。

    “她怎么会晓得？她以为我们信的是什么外国教，像耶稣教那一类的。她想读外国文的人信外国教总是不要紧的。她还夸奖我们很规矩，”黄存仁带着温和的微笑插嘴说，他从小就认识张惠如，他知道张家的情形。

    这几句话使得众人都笑起来。

    “你现在热天还穿棉袍吗？真亏得你！”程鉴冰忍住笑问道，她听见人说过张惠如热天穿棉袍的故事。他没有钱缴纳周报社的月捐，热天穿着棉袍出去，把棉袍送进当铺去换钱。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不必当衣服了，”张惠如高兴地笑答道，“我可以向我姐姐多要钱，她总给的，她这一两年很相信我们。”

    “你说话小声一点，不怕会给你姐姐听见？”琴止住笑担心地说。

    “不要紧，近来她的耳朵不大好。而且她很相信我们，不会偷听我们谈话，”张还如放心地笑答道。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张惠如一面笑一面说，“以前我姐姐常常劝我结婚，她甚至于想给我订婚。我没法应付她，就说读外国文的人相信外国式的自由恋爱。她也就不再说给我订婚的话了。不过近来她的老毛病又发了，她缠着我问我有没有称心合意的女朋友，为什么不打算结婚。她把我缠得没有办法，我就把去年演完《夜未央》我和陈迟两个照的相片拿给她看，说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倒很相信，还很高兴。她还说她喜欢这位小姐，要我请她到我们家里来吃饭。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有趣的事？”

    张惠如还没有说完，就快要把众人笑倒了。

    “那么哪天就让陈迟扮起来到你们这儿吃饭，看你姐姐怎样？这一定很有趣，”程鉴冰抿嘴笑道。

    “这恐怕不大好，玩笑开大了一旦露出马脚，不容易收场，以后她就不相信我们了，”黄存仁仍旧带着温和的微笑摇摇头说。

    程鉴冰还要说话，那个老女仆端着脸盆进来了。

    “王妈，我们自己来绞脸帕，你再打一盆水来，”张惠如温和地对老女仆说。他看见王妈把脸盆放在茶几上，盆里有两张脸帕，便请琴和程鉴冰两人先洗脸。她们的话题就这样地被打断了。

    王妈端了第二盆水进来，其余的人都先后洗过了脸。客人们要告辞了。他们还谈了一些话，并且讲定了下次会议的日期。

    走出张家大门，客人跟主人告了别。琴和觉民同行，程鉴冰应该一个人回家去。黄存仁本来打算留在张家，这时听说程鉴冰不坐轿子，便自告奋勇地说：“鉴冰，我送你回去。”程鉴冰高兴地答应了。他们四个人一起走了两条街，在一条丁字路口应该分手了。在街口有一个轿铺，琴和觉民就在那里雇了两乘轿子回家。程鉴冰和黄存仁看见他们上了轿，然后转弯往另一条路走去。

    【注释1】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是瑞典的作家和女权运动家，她写过好些关于儿童福利、恋爱、结婚和两性问题的书。与谢野晶子（Yosa no Akiko，1878-1941）是日本的拥护女权的诗人和批评家，《新青年》杂志译载过她的《贞操论》。

    【注释2】五老七贤：这十二个人都是本省的名流和绅士。（未完待续）